吴锦宇---千锤百炼,厚积薄发

三人行都是吾师——人大暑期学校学习心得之海外教授篇(刘绪光)

吴锦宇---千锤百炼,厚积薄发 — Sun, 7 Sep 2008 18:31:43 +0800

三人行都是吾师
——人大暑期学校学习心得之海外教授篇

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刘绪光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以止于至善。7月25日我一个人坐在人民大学明德楼“企业理论与制度变迁”暑期学校的专用教室（402），回味着此次培训的最后一课。三周的培训紧张而充实，开学典礼时杨瑞龙院长对黄埔一期的砥砺还依稀可寻，聂辉华班主任和杨其静老师每天的“晨报”通知仍历历在目。海外学者的传道授业、本土教授的中国案例、以及各位同学少年的敏而好学是我效用极大化的精神盛宴，而明德楼的基础设施、龙都宾馆的避暑套房以及每天二十的人大餐厅真的使学习成为了一件乐事，令人乐不思蜀。
但正如杨院长所云，学习的过程着实是痛苦的，虽然三位海外教头有意避开了浩繁的数理推演，或偏于机制设计在组织中的应用，或强调讨价还价理论背后的思想，亦或重于声誉与交易费用文献的前沿综述，我的自信还是受到很大的打击，初始的参照点不得不重新调整，学习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是这让我们在开扩研究视野的同时，认识到了差距与努力的方向，我想这种感受应该是我最大的收获。
        常言道，三人行必有我师，我想这可能是本次人民大学暑期学校请三位海外教授的原因之一吧。其中Kim Sau Chung（钟剑修）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现为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博弈论与机制设计。Stephen Chiu（赵耀华）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现为香港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契约与组织理论。最后坐镇的Steven Tadelis更是Hart教授的高足，现为伯克利加州大学哈斯商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企业与契约理论。三位教授都曾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等国际顶级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研究水准一流。而本次暑期学校令我感受最深的却是三位教授的授课水平与职业精神。
        Kim Sau Chung（钟剑修）教授是美国当年的明星博士毕业生，在机制设计与行为博弈等领域的研究处于前沿（另外两位教授对他的评价），他为期四天的课程主要讲述了机制设计的三个应用（School Matching/Odious Debt/Loopholes in Federalist constitution）(原计划还有 Corporate Finance的应用——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钟教授的开场白首先介绍了机制设计的核心理念，即把Game Theory向前推进了一步，由被动接受已有的博弈规则到自己设计一个game，接着回顾了机制设计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一个发展高潮，以及随后的反省，我想其背后的逻辑应该是追问我们生活的社会是否可以设计，这是一个建构主义与自发秩序的问题。
凭心而论，听钟教授鲜活简明而又不失严谨的讲授对我而言是一种享受，无论是十分复杂的引理证明，有趣的Gale-Sharply Marriage problem，学生与学校的配对问题，还是导入行为假设（unawareness）的法律设计，钟总能一语道破其中玄机，且不失一般性，期间还能结合自己研究体会说明一些建模假设中应该注意的陷阱，令大家收益匪浅。
        Stephen Chiu（赵耀华）的授课主要分为两个部分：讨价还价理论及其应用和制度共同进化理论。第一部分包括合作博弈理论基础、纳什讨价还价解的证明、以及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的联结（Rubinstein（1982）alternative offer bargaining）。尽管这一部分比较抽象难懂，但是Stephen Chiu总是能借助通俗的例子和简洁的图式把概念背后的economic intuition 向大家展示出来，赵老师的讲解简洁明了，数理功底深厚，文章多偏于理论研究，善于用简洁的图形说明复杂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赵老师授课的一大特点。
        第三周的主讲是Steven Tadelis，又一位美国当年的明星博士毕业生，他的讲授也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主题：An Economist's View of Reputation: Ideas, Models and Applications. Tadelis的讲座由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谈起，引出了市场的外部性与市场失灵，进而以契约的完备性为例，比较了无摩擦市场与有摩擦世界的区别，从而以 Reputation 为论题提出了本次报告拟讨论的三个问题：
1. How should we think about “reputation”?
2. What will make reputation a possible mechanism that solves these market failures?
3. In what environments will reputational incentives work?
        通过两人抬桌子的例子，Tadelis 引述了Reward and Punishment 的作用，继而在重复博弈的框架下讨论了Reputation 机制的核心思想及其对当事人行为和信念的影响，其中包括重复博弈存在的多重均衡问题。在随后的讲座中，Tadelis 重点介绍了声誉机制新近的发展与应用（1.Life-cycle and dynamic effects, 2.Competition , 3.Size of the Firm,4. Electronic Market places: A designed/shaped institution 5. Linking Transactions, 6. Reputation for Expertise, 7. Empirical Studies）。
        整个讲座逻辑清晰，干净利落，体现了教授本人对这一领域的谙熟于心。其中对我启发较大的部分是教授提出的Reputation Premium的概念，这与李维安和牛建波（2006）实证测度的公司治理溢价的思路异曲同工，可以为后者提供理论支撑。
        第二个主题是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Incentives and Transaction Costs，这部分讲座是Tadelis 教授本次授课的精华所在(A Unifying Approach)，教授从契约在经济活中的作用入手，以Procurement Contracts为例，系统综述了交易费用理论、代理理论以及产权理论各自的核心理念，比较优势与面临的挑战。作为Hart 的弟子，Williamson 的合作者，教授本人对上述三个研究进路显然做到了融会贯通，虽然只能当场领会其三层思想，自己也觉得十分过瘾，可惜整个授课三个小时，我们最大的获益也只能是感受而已。
        Tadelis教授主要贡献在于借助Agency theory 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联结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Relationship specificity/adaptation）与 Property Rights（ownership/decision making right），继而模型化 contracting（adaptation）cost，提出可供实证测度的命题和假设，并介绍了自己利用加州建筑公司的合同以及Highway construction（survey Data）进行的实证研究，难能可贵的是，教授还详细介绍了自己在数据收集、处理以及模型匹配时遇到的主要问题和解决办法，规范、严谨的治学风范和耐心的讲解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后，借用 Tadelis 教授的结束语，契约理论蔚为大观，短短数日的讲座旨在为学员提供一个general map, 以供学员按图索骥，待日后深入研究。我想这也可能是自己本次暑期学习的一点遗憾，三位顶级教授的轮番解惑固然可以避免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但是每一个人的传道授业却不能充分展开，自己也只能浅尝则止，余味无穷，但毕竟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杨瑞龙教授戏称本次人民大学的暑期学校是企业理论与组织研究的黄埔一期培训，或许日后二期、三期的主题会更为集中，更加解渴。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李稻葵教授、姚洋教授、白重恩教授以及杨瑞龙教授的中国制度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内的制度变迁为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与支持，前辈们的探索令我们学员深受启发；人民大学的吴汉洪教授、孟捷教授、方福前教授、周业安教授、杨其静老师和聂辉华老师以及李涛老师等老、中、青结合的精彩报告更是使得本次暑期学校锦上添花，彰显了人大经济学院的研究实力。刘和旺老师、胡进老师、安岗老师和孙波师兄勤奋进取、百尺竿头的叮嘱，王永进、刘自敏、王昊、周绍东、张三保、张巍、左翔、韩忠元、吴锦宇、王宇峰和周末等学员扎实的基础和敏而好学精神令我领略了兄弟院校同学的风采和完全竞争的紧迫。可以说，契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盲人摸象）的工具，也为我们搭建了结识良师益友的平台，感谢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感谢人大暑期学校！

博士论文字数的不能承受之重------吴越

吴锦宇---千锤百炼,厚积薄发 — Sat, 6 Sep 2008 14:34:11 +0800

多年以后，你会发觉人们记住你的，仅仅是你的某一个观点，而不是你论文的篇幅。—— 题记。

应当说，任何论文都应是以质而不是量作为评价标准的。但鉴于质与量之间存在着辨证关系，对论文字数提出一些最低要求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就法学论文而言，一般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平均不超过一万字，硕士学位论文一般不超过三万字（有的学校要求为二万五千字或二万字；在职法律硕士的论文最低一万五千字即可）。至于法学博士论文，以前有的学校的要求是二十万字，后来有的降低到十五万字甚至十万字不等。从这里可以看出，对法学论文的字数要求整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由于对论文字数不能一刀切，因此世界上很少有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对论文字数进行立法，评判人在评价论文时也不会把论文字数作为衡量论文优劣的主要标准，顶多把论文长度作为一个参照标准而已。因此，一些高校降低论文字数最低要求显然是值得称道的。

不过，笔者在这里仍然有必要谈谈博士论文的字数问题。尽管字数不是计算博士论文质量的主要标准，但是一些学校，一些导师甚至一些博士生自身仍然把论文字数作为衡量博士学位论文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一些人心目中，博士学位论文就是应该像“砖头”，这“砖头”越厚，其含金量就越高。倘若在同一届博士生当中，某人的学位论文较薄，他（她）很可能感到无形的压力，担心自己的论文这么薄很可能被同学甚至导师“看不起”，甚至担心不能通过答辩。一些学校或学院出于出科研成果的需要，将博士论文系统性地出版，即各种“文库”，以展现学校或学院的整体科研势力，或为将来申报或保持各种学科点、学科基地作准备。倘若这个学校或学院的“文库”系列都是薄薄的，那怎么能体现出学校或学院的“整体实力”？此外，博士生的导师也可能存在同样的“字数压力”或者“字数误区”。

不要小看这种无形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导致我们的法学博士论文普遍篇幅过长，导致学生将一些本来无关宏旨的内容活生生地塞进论文当中，冲淡论文的主题，破坏论文的结构，让博士生痛不欲生，也让论文评阅人白白浪费许多评阅时间之后仍然不清楚博士生到底要表达什么。（当然，博士论文选题过大也可能造成论文臃肿，本文不谈这个问题）。

对博士论文的“篇幅压力”，笔者有着亲身的感受。笔者当时打算考母校西南政法的博士生，当时西政对博士论文的字数要求是二十万字，而实际上当时的博士论文有达到三十万字甚至更长的。也就是说，一篇博士论文就是一本书，这基本上是“规矩”了。后来，带着这样的“规矩”到德国去混博士文凭，我就按照这样的“规矩 ”写博士论文。事实上，我在德国写的博士论文算是比较厚的了，当然所花费的时间也较多，那真是“熬”出来的。德国那边的法学博士论文，也基本上跟中国的差不多，一篇论文就是一本书。

直到我结识Gilles教授之后，我对博士论文的长度才有了新的认识。Gilles教授痛斥德国的法学博士论文十分冗长（在中国何尝不是如此呢？），因此他有一个“古怪”的要求，他的学生写博士论文，字数应当越少越好！他所指导的博士论文当中，篇幅最短的只有仅仅100页！由于德语属于西语，西语的篇幅翻译成中文顶多只有原文篇幅的三分之二甚至二分之一，因此如果按照他的要求，一篇中文法学博士论文最低只要50页到65页即可！

此外，我对博士论文长度的新认识还来自于德国的经济学专业对博士论文的字数要求。在德国的一些高校（不是全部），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必须公开发表三篇经济学论文，这当然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学生可以写作三篇相关的经济学论文，其发表之后组合起来就是一篇经济学博士论文，而完全不必再行撰写单独的博士论文。从这个意义上说，“3篇（公开发表的较高质量）学术论文＝1篇博士论文”的模式也许更值得我们借鉴。这是因为，一篇博士论文只要至少有一个独到的见解就可以称之为博士论文了。人们记住一篇伟大的论文，就在于这篇论文的某个闪光点，而字数终究会随着记忆的衰退而被人们忘却。而毫无建树的博士论文，其篇幅再长，恐怕若干年之后也不会有人记住的。

遗憾的是，仍然有一些学校，一些博士生导师，一批博士生把博士论文的字数看得很重。博士论文的字数成了博士生们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为了凑足学校硬性要求或者是自己设定的字数要求，学生把本来无关论文主旨的很多内容，诸如一般性论述（美其名曰基础理论），历史演进、各国的规定（统统称之为“比较法分析 ”）简单地坎入论文之中，如果字数还不够，还可以增加“价值分析”，“法经济学分析”，“法社会学分析”（当然，上述的增加字数“诀窍”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论，不论说完全没有用处），从而无形地稀释了论文质量。这种做法的最大受害人，当然是博士生自己。他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而且把本来可能是一篇恰如其分的论文涂鸦得不伦不类了。倘若他将这样的论文出版，另一群受害人就是读者。与论文毫无关联或者关联度不高的低水平的重复内容浪费读者的金钱与时间。

在我国高校的法学院，什么时候可以形成不以字数论英雄的风气？什么时候可以让博士生不再感受到字数的无形压力？什么时候可以让简略成为法学论文的时尚？

“浙大东方论坛”热议中国三十年改革与转型

吴锦宇---千锤百炼,厚积薄发 — Sun, 31 Aug 2008 19:00:24 +0800

　　8月22日-24日，“浙大东方论坛”学术会议之七“中国三十年改革的理论分析研讨会 ”在浙江莫干山召开。本次研讨会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华人哈耶克学会共同主办，来自全国高校、科研机构的40多位知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经济变迁”、“宪政转型”、“历史与文化”、“法律与政治变迁”、“经济学理论问题”等五个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热烈讨论。会议的最大特点是跨学科性质。参加会议的学者包括了国内一批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

浙江大学校长助理、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罗卫东做了开幕式致辞。罗卫东在致辞中对各位远道而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结合浙江省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制度变迁，希望与会专家学者值此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从学理上总结经济、法律、政治等领域三十年改革的成功和不足，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提供理论依据。

研讨会上，围绕“经济变迁”、“宪政转型”、“历史与文化”、“法律与政治变迁”主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张曙光，清华大学许章润，中国社科院李人庆，北京大学夏业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全喜，复旦大学韦森、方钦，九鼎公共事务所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台湾新竹清华大学黄春兴、山东大学冯克利、浙江大学冯钢、曹正汉，浙江工商大学张旭昆、朱海就，中国政法大学王建勋、汪庆华，北京工业大学莫志宏，中国社科院范亚峰，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魏甫华、意大利摩德纳&雷焦·艾米利亚大学吴锦宇等相继作了精彩的发言和点评。

围绕“经济学理论问题”，浙江工商大学许彬，浙江大学范良聪、贾拥民等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团队报告了在研究社会中人的合作等方面的行为实验的诸多有趣结果，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强烈兴趣。复旦大学的梁捷、黄雄、赵亚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李华芳也分别从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以及哈耶克的“两张脸”等视角报告了对奥地利学派的研究成果。此外，南京理工大学朱宪辰，浙江大学苏振华、赖普清等也作了研究报告。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2008年年会在杭州召开

吴锦宇---千锤百炼,厚积薄发 — Fri, 29 Aug 2008 22:06:05 +0800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2008年年会于2008年8月18至20日在风景秀丽的杭州召开。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是国内劳动和社会保障科研与教学领域主要的学术组织之一。本次年会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联合承办，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LEPP）中心协办。全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著名学者和专家曾湘泉、郑功成、蔡昉、王一江、李实、常凯、杨河清、姚先国、童星、唐钧、李永杰、何文炯、赖德胜、沈琴琴、申曙光等莅临会议，参加学术研讨。年会还吸引了来自全国90余所高校的200多名从事劳动和社会保障教学和科研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热情参与，是历次年会中代表性最广、参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

中国劳动学会会长华福周同志专程前往参加本次年会，着重分析了我国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形势，提出了当前需要研究的一系列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着重就劳动学会及其分会如何为发展劳动保障事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服务，提出了指导意见，同时就学会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次会议上，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领导介绍了浙江省劳动就业、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险事业发展情况，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和今后发展的趋势。与会代表对于浙江省劳动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尤其是在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方面的经验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会议组织了大小共11场次报告和专题讨论，主要围绕着规范劳动合同与促进就业、民生与社会保障、和谐劳动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劳动学科发展与学科建设等方面展开了积极的讨论。其中，劳动合同法由持截然不同观点的王一江教授和常凯教授分别领衔展开有的放矢的争论和交锋；蔡昉教授就我国劳动力供求及其变动趋势，李实教授和赖德胜教授就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作了主题发言。社会保障方面，郑功成教授就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这两项基本民生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提出了增强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政策协调与协同推进的基本思路，认为应当把握社会保险制度自身的发展规律，增强推进社会保险制度的理性。其他学者分别就以下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促进社会保险扩大覆盖面，尤其是促进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城镇居民参加医疗保险；提高农村合作医疗筹资额度，进一步改善农民健康保障水平；探索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提高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实现“底线”公平；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残疾人福利和帮扶水平；加强社会保险制度科学性，努力实现社会保险制度持续健康运行。

通过这次会议，进一步增进了劳动与社会保障学界专家学者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交流，有力地推动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教学、学术和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

怎样塑造成功的个人品牌---------王辉耀

吴锦宇---千锤百炼,厚积薄发 — Fri, 29 Aug 2008 06:38:10 +0800

怎样才能塑造品牌？有人认为只要扎扎实实做事，成绩出来了，形象就有了，品牌也就出来了，不需要推广；也有人认为塑造个人品牌就是成为名人，断定这属于传播营销的范畴；更有人把品牌当作市场浮躁行为之一，将之形容为“整容术”、“化妆术”。我认为，成功的个人品牌应该让受众产生这三种基本认识：

（1）与众不同

　　如同商业品牌的“牌号”和“商标”作用一样，个人品牌必须让人迅速记住我们，并且迅速与其他人区分。因此，与之相应的品牌塑造战术就是差异化、独特化以及塑造个人品牌识别标志。

　　个人品牌识别标志是个人品牌的重要符号，如同国家有国旗、企业有LOGO一样。很多靠笔头作家，会给自己取个与众不同却又很容易为人记住的笔名，如鲁迅、老舍、茅盾、三毛、铁凝等；靠相貌和声音吃饭的演艺明星，也会有意塑造一些“奇怪”的特征，如小品大师陈佩斯的光头、赵本山的农民帽等。郎咸平是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对媒体坦言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我要成为受人瞩目的教授，拥有独特的个人品牌必不可少。我希望自己的言论能产生影响力，所以必须得炒作，不然谁会注意我的声音？

　　1960年，美国营销学会(AMA)就曾对品牌营销做出这样的定义：“品牌是一种名称、术语、标记、符号或设计，或是它们的组合运用，其目的是借以辨认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或服务，并使之同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区别开来。”

（2）出类拔萃

　　个人品牌要使受众或者目标市场相信，我们能够比其他人做得更好、更专业、更独特，或者更有性价比，给人专业、超值、具体的品牌承诺，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慈济健康体检是中国第一家针对健康人的专业体检中心。慈济创业初期，有家律师协会有8000多名会员，每年都做体检。创始人韩小红很想拿下这个业务，但第一次谈判充满不愉快，对方经办人约定时间不在办公室内。韩小红等了5分钟后留张名片，走人。半路上，她接到质问电话：“这就是留德博士的谈判风格吗？”

　　第二天，韩小红又去了这个协会一次。这一次见面只几分钟，她就跟对方领导谈妥了这个项目。原因是她们的专业：“律协到我们体检中心体检之前，一直在一家三甲医院做体检，对方既没有检前的客户资料汇总，也没有前端的面对面讲解服务，更没有检后汇总的健康体检专业报告。当我们出现的时候，他们发现上述服务我们全有。剩下的关键也就是价格了。”

（3）值得信赖

　　成功的个人品牌肯定不是速朽品牌。

　　个人的品牌如同商品的品牌一样，需要承诺、保障、信誉。杰出的个人品牌，就如同商业品牌中的劳力士手表、奔驰宝马轿车、诺基亚手机一样，已经成为值得信赖的某个“标志”，其附加的品牌价值也升华到不可复制的地步。也正如许多值得信赖的企业家常说的：就算夺走了我的公司，我的产品、设备、资金；只要我一声呐喊就可以找到资金，一个电话就可以拉回团队，一进入市场就能引起媒体和消费者的关注。

　　当然，可以信赖的品牌必须建立在准确的信息之上，并富有技巧地传达给目标市场，这个技巧也许是扬长避短，但肯定不是欺、骗、蒙、诈。为了追求“ 独特”，走向恶俗和哗众取宠的品牌营销，只会带来负面的不可信赖的影响。也许娱乐业的个人可以这样“出名”，但政治家、企业家、学者等公众人物，要背上这样负面的社会形象，无疑是自寻死路。要做到值得信赖，也别无技巧，只能在品牌的一致性以及诚信等原则上做文章。

摘自《开放你的人生》

给法学院的年轻人---------斯伟江

吴锦宇---千锤百炼,厚积薄发 — Fri, 29 Aug 2008 06:34:15 +0800

给法学院的年轻人

作者: 斯伟江
　　
　　午后，清冷。
　　
　　
　　坐在这朝北的小房间里，或许算是部分法学院学生认为以后理想的工作目标－律所合伙人。可是坐在这里你并没有觉得怎么样。合伙人又怎么样？也只是一份工作，生老病死，七情六欲，佛教说，有漏皆苦，是真道理。真正踏实的东西是在内心而不是在外。当然，你会说，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话，是建立在仓廪实的基础上。可是，兄弟，年青时，仓廪不实似乎也不是那么重要，小说电视中无不是穷小子最后碰到美女（其实，结婚了，你才知道，美不美不重要，心地好才最珍贵，这是后话咯，可以删除）。除了世袭，很少有人少年得志，而且少年得志者，未必是好事。我们想当初也是穷得叮当响，过去了，就回觉得那是美好的回忆，想想穷小子们的乐子，真的不少啊！俗话说，不怕少年穷，只怕老来穷呐。
　　
　　我的大学生涯是非常平凡而无趣的，从现在眼光看来。学习成绩一般，没有谈恋爱，（非不想也，实不能也。那时华政女生少，无论容貌性情如何，皆属特种稀缺资源）。图书馆里的书很老，老师也没有指点我们看些台湾版的书（或许没有），课堂上鲜有老师动人之处，于是，睡觉加逃课也是家常便饭。英语十塌糊涂减了九塌还有一塌糊涂，连国家四级都没有通过。更不用说奖学金什么地。如今，我还能混口饭吃，足见法学院之高下，未必定终身。
　　　　　
　　当然，青葱岁月也有值得留恋处，我踢了四年足球，看了四年杂书，吹了四年老牛皮。第四年认真复习律考，倒是出了点成果，当年考出，且是考得不错。华政纵百般不是，然如此法学院比比皆是，单是没有用国家四级卡我，还属老师们宅心仁厚，中心无限感激。如今华政，物是人非，恍如养猪场，也是教育产业化普通话之潮流所赐，法学院毕业生虽非精英教育，然法治社会，需要几多法律人才，故是耶非耶，当留之后人评论。然，在学生仔，学习还是自己的事情，普及化教育中是否出英雄，还看自身打造。出类拔萃者，自己拔也。
　　　　
　　
　　这十几年律师下来，如果让我重回法学院（其实去年确实重回了一个学期，在芝加哥混），我的感受是，第一还是要认真看书，把基础打扎实了。至少是有用的民商法，知识产权，劳动法，凡是社会上用得着的法，基础都要扎实，凡是社会上用不着的，应付过去就是。
　　　
　　
　　国内法学大抵照搬国外法学原理，来自具体操作细则。所谓中国特色，乃是指大体。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是我们的政治体制，西学为用，是我们的法律体系。政法、政法就是如此。我们所学的目前乃是用，所以，西方法学乃是唐僧取经的佛经。故就原理而言，能看台湾版的就看台湾版，能看英文原版的看原版。看懂原理后，就再具体的中国特色学习，看中国国内学者的书，或者两者结合着看，中国国内学有所成的，也是入西方的书而化之，国内基本没有已经独创成家的法学家，如果有，那些自吹的是骗子，请介绍给王海。
　　
　　　　
　　譬如，民法，看王泽鉴、史尚宽，比看王利明要好。知识产权，看国外的CASEBOOK比看国内学者的好。其次，多看法院法官写的书和文章，多看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我国由于议会失位，庶几为养老院，故立法的法跟不上执法的法，故最高院无奈之下，经常不得已而越位，这些越位结果，往往就是真的法律，如此状况，乃至上海高院，故要看高院内部规定，最高院司法解释，学法律，从理论一定要学到实践，从原则最后要落实到案件。无法理无以释百案，无案例难以办一案。说白了，法理可以灵活运用在全部案件中，犹如独孤九剑之破剑式，学的是原则。无司法解释和案例研究，你学的东西就是一堆无用的赵括兵法。
　　
　　　　
　　故看最高法院的网站，看上海，北京法院的网站和判决书，以及法院案例选，以案例作为练习自己法律原理是否理解的试金石。看不懂，问老师，再不懂，问律师，法官，华政没有其他优势，就是校友多。相信很多老师还是能给你答复，尤其是华政的年青老师，想必也成点气候了。
　　
　　　　
　　我重回法学院主要就是呆在图书馆看书，写东西。如果你看了书觉得有疑点，就写下来。不动笔墨不看书，不做读书笔记，很多数，看完就和你见过的很多人一样，时间长了，就不认识了。英语是重要的，法律也是重要的，如果两者比，目前似乎是英语重要，因为它是工具，了解国外法律的工具，找工作的工具。如果让我选，我认为，长远来说，法律功底扎实比英语稍稍更重要些，毕竟你们是法学院而不是外语学院。但是，学法律，不要学那些烂法律书，那还不如学英语，至少，后者还是一门工具，而前者是一堆垃圾。
　　　　
　　
　　看书是法学院的第一大事，如果能写作，更是顶上功夫。至于社会活动，多点公益活动，少些官方活动和娱乐活动。除非你去往演艺界发展。毕业之后不能直接去律所，去公司也可以。建议少考公务员，除非你是为留户口没办法，公务员是温水煮青蛙，容易消磨志气，当然，有些非常之人也是能自拔的，否则，很多青年才俊就废在那里了。等结婚生子，万事皆休，就等论资排辈了。官场不正气，我才劝大家别去，如你能出淤泥而不染，进去当然也是一条实现人生理想的好途径，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好。初，你会被同学羡慕，终，你可能会羡慕其他同学，这戏台上，角色转换犹如川剧变脸。
　　
　　　　
　　留不了上海北京，去其他地方也可以，人生不是一条路，就生活质量而言，上海已经没有多少过人之处。只是虚名而已。而且，即使那么喜欢上海北京，等你在外地呆几年，一样可以回到上海创业。中等城市的生活或许质量会更高，只要你懂得珍惜。
　　　　
　　
　　总之，人生不一定要选择成功，一定要选择幸福。不要选择物质，请选择精神。选择物质的，必被物质所累，选择精神的，虽有物质之困犹能谈笑。这个境界是不一样的。更何况，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论语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个命，有时很难说啊。作为凡人，只能尽力而为，而不能指望凡事一定会如何！
　　　　
　　
　　作为一个老资格的法学院毕业生，能说的，大概也就是这些了，不过，我有一点疑惑的是，你们学了几年法律，你们有没有学到对正义的渴求，对法治的向往，对理想的笃信？如果，你没有学到这些，也不相信这些，那么，我建议你直接去读MBA，让其他有信念的同学做你的律师算了，这也算法学院的多元化吧。

转载于葵花法律论坛

中国学术界海龟与土鳖之争-----锦官城伯爵

吴锦宇---千锤百炼,厚积薄发 — Wed, 27 Aug 2008 23:48:27 +0800

土鳖：又称地鳖、土元，昆虫纲、蜚蠊目、蜚蠊科、地鳖亚科。南朝人陶宏景称它们“形扁如鳖，故名土鳖，有甲不能飞，小有臭气”。能入药，有破淤血、通月经的功能。《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中品。现专指中国大陆学术界中没有受过西方系统教育的人士。
　　
　　海龟：爬行纲、龟鳖目、海龟科。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角板是名贵的中药，有清热解毒作用。现专指中国大陆在海外留学人士中回国工作、创业的一科（海外留学归国人士，海归）。
　　
　　因为龟、鳖类动物俗称为“王八”，而后者在中国文化中被认为是一类“猪狗不如”的东西，所以无论是“海龟”还是“土鳖”，其本身都含有贬义。在最初，国内人士把“海归”派戏称为“海龟”，多少含有骂人的味道。不过，由于“海归”派对“海龟”这一称呼慨然笑纳，再加上中国当前政策对海归派十分有利，而一些海龟又非常风光，结果是“海龟”一词的贬义慢慢消失，它变成中性、甚至含有些许被人羡慕味道的称呼了。
　　
　　与“海龟”词义的变迁相反，“土鳖”一词的际遇却每况愈下。由于这个称呼是与海龟相对应而出现的，所以多数人把土鳖也想当然地当成了王八一类动物，其实，它是一种类似蟑螂的昆虫。不管怎样，“鳖”再冠以一个“土”字，确实很难让人承受。据说当年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姚士鳌虽然是真海龟，曾留学德国，但回国后土气不改，故而被台大学生们戏呼为“姚土鳖”，姚于是愤而以号代名，叫做姚从吾。（李敖：《李敖快意恩仇录》）。最近听说，在一个论坛，因为有人使用“土鳖”一词而引发内哄，坛员之间大打出手，互相揭发对方的老底，导致元气大伤。（方舟子：网上趣事：学术骗子同伙互相揭露“撒谎习以为常”）。
　　由此可见，“土鳖”一词，不仅使用者含有鄙夷的意思，被指对象也对它耿耿于怀，不肯接受。不过，本人在此沿用这个称呼完全是为了行文方便，内心对它所指的人绝对没有一丝的不敬。
　　
　　中国的土鳖与海龟之争，始于九十年代后期，并且持续至今。他们争什么呢？
　　这个“争”字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二者之争的根源是国家为了吸引海龟回国所制订的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为海龟们在国内的就业、创业提供了很多方便和优惠。大凡物不平则鸣，土鳖们对此不满在所难免。再加上有些海龟适应不了国内的工作环境，业绩差强人意，还有一些骗子和牛皮大王混杂在海龟之中，土鳖们对海龟的不满情绪还是有相当大的合理成分的。尽管如此，国家对海龟们的态度还是始终如一的。近日出台的《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之一就被解释成“赶走土鳖、请回海龟”，所以这个纸面上的改革在北大校园造成强烈震撼，赞成和反对两派壁垒森严：“海龟都赞成，土鳖都反对”。
　　（高昱：为什么我们关心北大教改？）。所以说，海龟和土鳖抢饭碗，而二者之间存在不平等竞争，这是矛盾的根本。说到底，龟鳖之争是利益之争。
　　
　　二　龟鳖之争的两个战场
　　龟鳖之争的战场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工商业界，一个在学术界。在工商业界，海龟又分为创业派和就业派，而国家的优惠政策对创业派更为有利。海龟创业派大腕如张朝阳、姜丰年、吴征等领风气之先，战果累累，而一些小海龟也随后登陆，能有或多或少的斩获，但不如意的居多。
　　
　　中国政府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就是要洋为中用，派人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学回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西方的那些东西，包括知识、技术、经验，在中国的现行体制内很难发挥作用，再加上物质条件的差异，派出去的人回国工作的很少。而目前的政策是鼓励留学人员自行创业，使他们能够按照各自的模式来打造天下。这就部分地解决了体制上的限制。创业的最基本问题就是资金问题，所以政府通过提供优惠政策，包括提供数万元的启动资金，把留学生吸引回来。这实在是一项明智的政策。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公派留学生有如肉包子打狗，而用优惠政策吸引留学生回国创业，却如同拿包子把狗吸引回来拉雪橇。与派出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费用相比，政府为留学生创业所提供的优惠政策仅及其一小部分，并且钱是花在中国的大陆上，因此这在经济上是划算的。过几十年后再回头来看，中国有竞争能力的高技术企业中，可能有很多诞生于这些遍布全国的“海外留学生创业园”中。从这个角度讲，国家给予海龟的优惠政策是有远见的，是比较合理的，尽管对土鳖来说不一定是公平的。
　　
　　不过，有能力自己创业的学者毕竟是少数，所以多数海龟属于就业派。应该说，在工商业界，海龟就业派与土鳖的竞争大致是比较平等的，因此整体上的矛盾较少。还应该指出的是，在工商行业，由于政府的行政部门是政策的直接执行者，他们与海龟们直接打交道，所以很多给海龟的优惠政策和承诺基本上能够得到落实。
　　
　　与工商界情况呈鲜明对照的是，在学术界，主要是大学和科研单位，国家给予海龟的就业优惠政策很多得不到落实。其关键就是土鳖与海龟的明争暗斗。
　　在学术界内，国家为海龟提供了类似于在工商业界的优惠政策，并且提出了“三个留人”的原则来吸引海龟（“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也用适当的待遇留人 ”），但根据秋水先生的总结，中国学术界实际有一套“三个撵人”的对策：具体方法是，“用人机构在事业，感情，待遇三个方面做点文章，让求职者知难而退 ”。（秋水：我为什么不回国？）。因此，多数海龟们实际上是不得中国学术界之门而入的。比如，有个笔名为axz123的海外博士在一个题为“我求职中国大学的体会”的帖子中写到：
　　
　　“在国外漂泊七八年了，很想回国工作。人民日报海外版和神州学人都登了很多高校的招聘广告，按照要求去年底开始投寄简历给国内数所大学。本人虽然并不是出类拔萃的那种，但有在国外高校工作多年经历，也发表几十篇文章，本人在求职信中也未提任何条件，所以相信本人应该有资格在高校谋一职位。国内有几所高校很快复信，待遇各有不同。可想不到的是，等待三个月后，大多数学校未给任何消息，故分别发涵询问结果，又等三个月仍无消息，让人非常失望。”http://www1.bbsland.com/education/messages /149324.html）。
　　
　　这个帖子有29个跟贴，从中可以看出，axz123博士遇到的问题是很普遍的。
　　其中一个回贴就明言，“那些土鳖们根本就不想让海龟回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找自己的老同学，回母校。否则，浪费时间。”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学术界就职的海龟，绝大多数都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没有这层关系，几乎不可能通过正常招聘途径进入中国的学术界。另一个例子就是，南京大学在全球招聘教授，可自称为“海外赤子 ”的李正起博士的求职信却根本就没人理睬。（李正起：南京大学就是这样面向海内外招聘教授吗？）。
　　
　　三　阻挡海龟进入中国学术界的玻璃大门
　　所以说，尽管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学术界向海龟们敞开了大门，但实际上这是一扇紧紧关闭的玻璃大门，其要点是要外界认为这扇门是开着的，但同时要尽力减少海龟的进入。为什么会这样呢？学术界不是更应该以选聘人材为主吗？前面讲过，龟鳖之争是利益之争，所以必须根据这个线索进行分析。
　　
　　其实，在中国学术界，海龟和土鳖的界线是很模糊的。这是因为，很多具有高级职称的土鳖都有短期（几个月到一、两年）出国访问的经历，但由于没有洋学位，所以他们仍旧被划归土鳖类。他们实际应该被称为“土龟”。“土龟”是国内学术界的实权派，多数是博导，并且担任系主任、院长、甚至校长等行政要职。真正的土鳖，是那些不久前从国内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中青年，他们很多人是中国博士大跃进的产物，因此他们的整体学术水平比海龟们要低得多。在学术界内，土鳖的地位最低，他们在人身上受土龟的管制，他们的最终利益受海龟的威胁。
　　
　　同样，海龟也可以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已经回国较长时间、并且已经在国内建立了工作据点和学术地位的人，本文称他们为海鳖。海鳖们品尝到了早期回国的艰难，并且由于各种原因，已经习惯了国内学术界的运作规则，所以在利益上他们与土鳖，尤其是土龟，有很大的共同点。
　　
　　应该说，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国内学术界还有些清水衙门的味道，那时肯回国的海龟，目的比较单纯，图的多是在学术上有所发展。随着高教产业化的发展，以及教育经费、科研经费近年来大量涌入，学术界人士待遇的提高，以及早期留学生中很多人到了中年，有了落叶归根的情结，所以在二十世纪末出现了一个留学生回归潮。他们是真正的海龟。不过，既然是潮，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俱现。
　　
　　目前在中国学术界中掌握权力的人士以土龟和海鳖为主。由于他们他们的双重经历，因此他们具有双重性格：他们习惯于中国学术界的官僚化体制，但也知道中国与西方在科学水平上的距离。官僚制度的本质就是要保户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实际上是讨厌海龟回国的。但是，国家的科技政策、高教政策又决定了利用海龟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好处。于是，就有了如今的不成文“国家”政策：在欧美大学毕业的博士们，如果在国外没有功成名就，很难在中国的大学中找到合适的职位。而那些功成名就的海外大腕们，由于根本不可能完全回到中国工作，反倒成了国内学术界的抢手货。他们可以到中国打短工，甚至可以不干活，他们唯一需要做到的，就是在发表论文的时候把国内单位的名字挂上。这样一来，海龟招收单位的学术水平既在名义上得到了提高（这是土龟的主要政绩），而土龟的地位也得到了保障：土龟最终是海龟的老板，随时可以把他们解雇。金钱不成问题，自然有人（国家或企业）负担。所以，中国学术界一方面搞些用百万年薪聘请海外教授的名堂和花样，另一方面是把大批真心回国工作的海外学子排斥在学术界之外。其理由看上去很正当：那些被排斥的海龟水平不高。其实，水平的高低是相对的，与土鳖和土龟们相比，海龟们的水平从整体上说是足够高的。但土龟们自己是不会和海龟们比的，他们把海龟进入中国学术界的门坎加高，让小海龟与大海龟相比，而他们自己倒成了圈内的裁判。这就是其中的奥妙。前面提到的李正起博士，他亲自到南京大学之后才发现，医学院主管聘请教授的竟然是两个副教授，其中一个还是在职研究生。（李正起：南京大学就是这样面向海内外招聘教授吗？）。这样的土鳖，会聘任海龟来堵自己的前程吗？

所以说，新海龟们面对着的是土鳖、土龟、海鳖们的三重阻力，而反对海龟最力的人，实际正是中国学术界的实权派。
　　
　　四　陈晓宁、姚雪彪、朱大海：海龟种种
　　应该承认，在众多的海龟中混杂着一些投机分子。比如“基因皇后”陈晓宁，她打着“爱国”的旗号，谋取私利。“基因皇后”事件是国内腐败势力与国外腐败势力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坑害国家和人民的典型事例，也是龟鳖之争走向一个极端的标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陈晓宁本人并不准备彻底回国，她在国内学术机构的职务都属于兼职性质，因此也就不会威胁到土龟们的个人利益。相反，利用陈晓宁进行宣传造势，土龟们能够从国家那里得到更大的好处。所以，从表面上看，“ 基因皇后”事件是精明的败类海龟想要欺骗傻冒土鳖，但实际上，是狂妄的败类海龟被狡猾的土龟给耍了。陈晓宁最后人财两空，而她的那些国内“同志”可以说毫发无损，这可能是这个“皇后”和整个事件的策划者、“皇后”的丈夫汪海涛先生所始料不及的吧？
　　
　　今年年初，中国学术界又爆发了“姚雪彪事件”。“姚雪彪事件”先由国内一批具有一定地位的中青年科学家不点名举报，然后通过Nature反馈回中国社会，最后由《南方周末》的一篇头版文章在国内引起广泛反响。（李虎军：“公开信”拔出萝卜带出泥海外学者瞒天过海遭非议）。很多人认为，这个事件是土鳖与海龟利益冲突激化的结果。
　　
　　平心而论，在学术上，姚雪彪是中国留学生中比较强的一个：他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并且能够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找到正式的助教授职位，这都说明他具有相当的实力（这两所学校都可以称为广义的世界一流大学）。根据他已经发表的论文来判断，他的学术水平可以说超过很多中国的院士，包括他在中国科技大学的顶头上司、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蕴渝院士。如果不是事业出轨，很难想象姚雪彪会在争取美国终生教授职位的关键时刻到中国科技大学当什么属于兼职性质的特聘教授。
　　
　　实际上，姚雪彪是落入土龟设置的陷阱中的另一个人。表面上，他名利双得，每年在国内工作三、四个月左右，但却控制大笔科研经费，带领大批研究生，风光无限。可实质上，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只是一个打短工的：他在国内的地位取决于他在国外的地位。一旦他没有了国外的基地，他在国内也就一文不名了。
　　因此，他是决策者手中的棋子，充其量也就是个二老板。在“流氓教授与骗子学生（三）”一文中，我曾评论说：“国家养了这么多院士，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干点象样的活、却要花大价钱从海外雇人打半工？这不相当一个人花钱请保姆，然后再掏出一笔钱请人来侍候这个保姆吗？我看，其中原因只能有两个：或者是这些院士太懒，或者是他们根本就干不了象样的活儿。”所以，这些半工海龟的价值就在于替那些当权的土龟干活。他们是保姆的保姆。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朱大海是另一种海龟。他在1999年前后回国，在哈工大任全职教授。哈工大给予他很高的待遇：投资250万元人民币为他建立实验室，让他当博士生导师，让他担任生命科学系的副主任，让他享受仅次于院士的住房标准，并且极力推荐使他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杰出青年”基金，科研经费超过百万元人民币。可是，三、四年过去了，朱大海及其率领的二十多人，只是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许多还是所谓的综述。这显然辜负了学校对他的过高期望。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实质。朱大海的问题是他过度的自我吹嘘，极端的狂妄自大，以及缺乏最基本的道德修养。他说自己“德太高、能太强”，所以在国内找不到合作夥伴。他把一个基因的序列存储到GenBank数据库，然后就对全国宣称得到GenBank的“认证”。这是十分明显地在欺骗国人，因为那个数据库根本就不对任何数据进行“认证”，数据的真实和可靠完全由提交者自己负责。自高自大，欺骗舆论，这在中国目前的学术界也许算不上是什么问题，但动不动就张口骂人，时不常就动手打人，这却是十分罕见的。而这位海龟的罕见之处也就在这里。（biosys：这就是我们的杰出青年科学家）。与陈晓宁蓄意行骗、姚雪彪误落陷阱相比，朱大海的陨落来自本身劣根性的任意膨胀，而国内学术界是这个劣根性膨胀的极佳环境。
　　
　　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是海龟们需要直接面对的严重问题。新语丝网站揭露了许多海龟败类，因此引起不少海外留学生的不满，认为这是在给留学生抹黑。
　　实际上，这是在净化海龟队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五　结论
　　现代的“学术界”是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它包括物质科学（理学）和生命科学以及它们衍生出来的技术科学（应用科学）。在过去一、二百年的人类历史上，自然科学体系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强大的推动力。自然科学不发达，是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代科学不仅仅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而且是一个文化体系、思想体系。
　　令人震惊的是，这个体系根本就不存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中国文化中所谓的“学术”实际专指知识（学，已知的东西）和道术（当官之道）。中国的“格物致知”虽然含有科学研究（也就是创造知识）的成分，但这个思想最终被儒家当成“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的工具。所以说，中国没有从事科学研究的传统。换一句话说，要搞科学，中国就必须向西方学习。
　　
　　事实上，中国留学生的大多数确实是到欧美国家学习自然科学的。虽然不排除国内能够培养出一流科技人材的可能性，但在一个没有科学传统的国度，在教育产业化的大环境下，在院士、博导学术水平本身就不高的今天，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相当小的。因为前面提到，现代科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它还是文化、思想体系。靠书本，靠进实验室，一个人能够学到的只是知识，但极少可能得到西方科学的精髓，也就是上升到它的文化和思想层次。所以说，中国目前最需要海龟的地方是学术界。从整体上说，能够出国留学的学生，其基本素质要高于其它人。而他们在经过西方的系统训练之后，科学知识和能力更要高于国内的同类。
　　这么说，尽管有些人不愿意听，但却是谁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中国如果要搞真正的科学，就必须依靠海龟的力量，因为这是中国所拥有的最接近西方科学的人力资源。
　　
　　可事实却是，国内学术界在千方百计地阻止海龟的回流。目前所谓的百万年薪教授、百人计划正在成为新的学术腐败温床，靠关系，靠金钱，很多学术水平一般的人也被捧到了“明星”的高度。（孤独剑：日本论文博士质疑；xin：
　　“招来女婿赶走儿子”的几个例子；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研究生：且看清华大学的百人计划是什么水平？）。听说中科院的百人计划中，就有尚未毕业的研究生参与角逐。实际上，即使百万年薪、百人计划真的能够招到有真才实学的人物，他们对中国学术的发展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也是值得商榷的。学术的健康发展，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先进的培养人材途径，合理的选贤任能、劣汰优胜能机制，一个有效的奖勤罚懒的政策。就象一棵大树，根深才能够叶茂。百万年薪、百人计划充其量是在中国学术这棵树上挂上几朵红花，外面看上去十分漂亮，但对这棵大树的成长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作用。难道中国学术界缺少的就是几篇Science、 Nature论文、几个诺贝尔奖吗？显然不是。因为即使这些百万年薪教授、百人计划成员真的每人都贡献几篇这样的论文，真的有人得到了诺贝尔奖，他们也改变不了中国学术界的本质：触目惊心的学术腐败和整体学术水平低下。实际上，百万年薪教授、百人计划在客观上助长了中国学术界的浮躁风气，从而破坏了中国科学长期稳定的发展。中国科学发展的目标应该是要这棵大树能够自己开花结果。
　　有人说，中国的学术腐败是海龟不回国的一个主要原因。（范立群：学术界的腐败与海外学子的不回国）。实际上，“三个撵人”对策就是学术腐败的具体表现，因为这个对策的本质就是为了一己私利对抗于国家有利的科技政策。目前的情况是，中国的学术腐败既使海龟不愿归，也使海龟不能归。学术腐败还有个“逆向淘汰”的作用，它使有些败类海龟在中国十分嚣张，这又为土龟阻止海龟的回归创造了口实。
　　
　　其实，受学术腐败坑害的不仅是海龟，而且包括土鳖。他们是目前这个教育制度的牺牲品：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但并没有得到与他们的学位相适应的知识和本领；铺天盖地的博士学位帽子，又使具有真才实学的人难以出头。
　　但是，当权人物玩弄权术，却挑起了他们对海龟的仇恨。实际上，无论海龟的境遇如何，土鳖们的命运在可见的将来都是不容乐观的。他们的出路有两个：一是离乡出走，到国外接受再教育；或者抗击学术腐败，在中国建立一个干净的学术界。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有过三次大规模的自毁人材时期。第一次是反右运动，大批有才华的学生被打成右派，造成“最好的出局”，使中国的学术界后来被平庸之才控制。第二次就是文革，人材不论好坏，几乎同归于尽。第三次就是目前的龟鳖之争，大批宝贵人材不得国门而入。当然，海龟的学术水平较高，并不说明他们的道德水平也高。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时代的人，都有各自的人格局限。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培养人材、选择人材、鼓励人材向正面发展的机制。
　　由于中国学术界目前的状况极难改变，龟鳖之争的结局实际已经有了分晓。
　　这就是，国家将继续花大钱买红花往树上挂，而这棵大树的根系则日渐萎缩，树心日渐淘空，可是那些真正想要汇入这棵大树主体的海外莘莘学子却报国无门。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有，那就是在中国另建一套学术系统：私立、非牟利的学术系统，特别是高等教育系统。尽管现在看来，这套系统在中国成为现实的可能性还很小，但这却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唯一出路。

参加2008年第四届哈耶克学会年会------朱海就

吴锦宇---千锤百炼,厚积薄发 — Tue, 26 Aug 2008 22:14:27 +0800

2008年8月22日－23日，我参加了在浙江莫干山举办的第四届哈耶克学会年会。与会人员中有不少中国一流的学者，我不想列举他们的名字。这次会议的特点是跨学科，既有研究经济学的学者，也有研究法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的学者。参加人数超越上次。这次会议最重要的主题是“宪政”，在几十年前，党中央在莫干山也开了一次会议，那次会议的主题是“价格双轨制”，那次会议烙上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印记，这次会议以“宪政”为主题，是否也说明中国已经处在宪政转型的关键时期？这有待时间的检验。这是罗卫东，代表会议的组办方浙江大学社会科学院在会议开幕时的发言，其实也是每一个与会者的期待。

大家都认识到“宪政”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关键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决不可能长治久安，这也是大家讨论最热烈的话题。大家最关切中国怎么实现宪政？从上面开始，还是从下面开始？对此，有一位与会者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就好比老鼠要给那只猫（指什么我就不说了，每个人都应该能想得到）套上一个铃，从前面套，还是从后面套？我想也许问题的关键不是上下前后的问题，而是谁去套？这只猫很大很复杂。中国不乏努力去给猫套铃铛者，但是，坚定的、有号召力的人却很缺乏，假如有曼德拉式的人物出现，中国的宪政进程会快得多。然而，我们也不必悲观，与过去相比，在保障、维护老百姓的权利等方面还是有不少的进步。在过去，以“人民”为主体，现在逐步转向以“公民”和“个人”为主体，从意识形态话语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有学者指出，宪政需要政府的成熟、百姓的成熟，有学者从自发秩序的角度说需要每个人的努力，不要指望他们恩赐给我们。秋风说需要三个方面的秩序：道德秩序、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重构，宗教在道德重构方面有重要意义，这些都很有道理。有一点认识大家是一致的，这看上去是一个比较悲观的认识：原来的模式已经山穷水尽了，已经不足以应付下一步可能带来的变化，有可能会速败。那么该如何概括原来的那种模式？高力克提到，某位学者称之谓“共产资本主义”，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概括。但我后来想，无论是从产权、干预、垄断等角度看，实际上都是“社会主义”，也有学者认为是一个“杂交主义”，什么对自己有利，就把什么拿过来，所以既有资本主义，也有封建主义，也有社会主义。

我有两场发言，第一场是做了一个报告《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第二场是对梁捷的论文《奥地利经济学方法论展望》做出评论。在第二场报告中，我最后说 “中国需要奥地利经济学，奥地利经济学需要中国”，获得了热烈掌声，也许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了，要对中国这种模式的未来成败做出一个判断，奥地利经济学是最好的理论工具，奥地利经济学的复兴，也要借助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转型这个大背景，中国的转型为奥地利的复兴提供了最好的契机。

秋风在会议闭幕的时候说，这是一次“不团结”的大会，也是“不胜利”的大会。是啊，“团结胜利”我们听得太多了，这个话语本身就是不宪政不民主的表现。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团结（辩论），不胜利（继续）。

莫干山也真是一个旅游度假避暑的好地方，被称为小庐山不为过。在山上面，一点也不会感到热，晚上不开空调，还要盖被子。会后，我们去了几个景点，有传说中炼剑的地方，有蒋介石居夫妇和毛泽东下榻过的别墅。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工作坊申报启事

吴锦宇---千锤百炼,厚积薄发 — Mon, 25 Aug 2008 16:38:28 +0800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学术工作坊申报启事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英文名称为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on Social Science，简称IAS）系经复旦大学批准成立，集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综合性、实体性学术研究机构。高研院秉承“以学术为本、直面人类社会”的学术理念和学术传统，借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Princeton）和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University of Chicago）等国外相关机构理论性学术人才的运作和培养模式，努力聚集一批国内外著名的中青年社会科学学者，培养一批致力于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有全球视野又具中国问题意识的学术人才。为此，高研院通过设立专职研究员、双聘教授、驻院客座教授、学术工作坊（work-shop）等学术建制来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

《学术工作坊》系高研院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模式而引进的一种新型学术建制，旨在为海内外有着共同研究旨趣的学者提供一个合作研究、共谋发展的学术平台。

一、申报说明

1、每个《学术工作坊》由三名有共同研究旨趣和研究同一问题的学者组成；工作坊全部成员资格或为博士研究生、或为博士、或为高校教师，不限职称，不限单位，其中负责人须从事与主题直接相关的学术研究一年以上并有相关的学术成果发表；

2、研究论题为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或高水平的经验研究。《学术工作坊》本次课题申报主题限于中国基层制度研究或中国底层问题研究；

3、本年度将资助五项课题研究；每个《学术工作坊》工作期限为八个月，届时须按规定提交工作论文（working paper）。经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后，高研院可以推荐给《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发表，并择优推荐给相关的英文刊物采用；

4、高研院资助每个《学术工作坊》科研经费人民币三万元，具体划拨及使用办法另行发布；

5、在“工作论文”完成以后，高研院将邀请《学术工作坊》负责人到高研院做汇报讲座，所需差旅及食宿费用列入工作坊项目经费；

6、每人或每个团队不能够同时承担两项以上（含两项）本研究院项目；

7、其他未尽事宜依高研院解释。

二、申报程序

1、在高研院网站下载填写“学术工作坊项目申报表”，按要求填写完毕后打印6份，同时提供两名同领域学有专长的学者推荐信；

2、电子版发送至king0925@yahoo.cn；

3、纸面材料请邮寄至：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楼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200433），信封请注明“申报学术工作坊项目”；

4、申报截止日期为2008年11月1日。

三、评审及管理

《学术工作坊》评审原则为“匿名评审，宁缺毋滥”；

1、高研院将在收到申报书5日内邀请5位评审专家进行双向匿名学术评审，经高研院学术委员会确认后，30日内通知申请者本人评审结果；

2、获得基金资助的项目负责人应该遵照相关管理办法使用项目成果和资助资金，发表作品显著位置须标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工作坊基金项目”；

3、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项目结项办法”办理结项手续，办法另行发布；

4、《学术工作坊》负责人须与高研院签订“遵守学术规范合同”；如果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或结项后发现该项目研究存在学术失范或其他与管理规定相悖等问题，高研院将随时撤销该项目，予以公示并追回资助资金。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008年8月20日

中国贪官著名语录

吴锦宇---千锤百炼,厚积薄发 — Mon, 25 Aug 2008 09:07:51 +0800

成克杰：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

胡长清：（1）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2）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3）我不是以一个高级干部的身份写字，而是以一个书法家的身份写字。（4）现在我花你几个钱，今后等我当了大官，只要写个字条，打个电话，你们就会几千万地赚。（5）我当上副省长后，就好像小猫关进牛圈里，天马行空，来去自由。（6）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

贾永祥：50多岁了，不抓紧时间享受享受就没机会了。

陈希同：（1）（王宝森）财政收入要有点埋伏。（2）不要怕培养了“掘墓人”。（3）（何平）千万不要回来。

胡建学：（1）官做到我们这一级，也就没有人管了。（2）“钱”是什么？“钱”就是两个持“戈”的士兵守着金库，伸手就要被捉。

李真：（1）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好经济准备，如有不测也万无一失。（2）你在商界为了挣钱，我在官场为了当官；你在商界需要权力支持，我在官场需要经济支持；我支持你经商，你支持我从政；我的官越做越大，你的钱越挣越多。

陈铭：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

李嘉廷：（1）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来5年内解决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160万人口的贫困问题。（2）我这一切都是为了儿子。

王怀忠：（1）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2）数字报大点，没关系，又不交税。

王雪冰：我比部门老总还拿得少。

刘中山：喂，保安吗？把这个行贿的人给我赶出去！

薛五辰：实话实说，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

肖作新：（1）反腐倡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长期任务。（2）为了报答党，报答阜阳人民，我在工作上是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的。

罗凤群：我若贪污一分钱，就将我开除党籍；我若受贿一分钱，就将我枪毙。并可一直枪毙到我的孙子。

张斌昌：我约法三章：第一，不用兰钢的钱为自己买小汽车；第二，不用兰钢的钱为自己买房子；第三，不乱花兰钢的一分钱。

邢党婴：请大家放心，我是经得起调查的。我从来不收别人的钱，并已上交了9万多元。我想，最后他们肯定会查出个廉洁奉公的干部来。

邓以铭：过年过节下属给上级送钱很正常，都成一种风气了，我也不过是“随波逐流”。

褚之田：不知自己当时的行为是在犯罪。

李纪周：过多地与老板特别是那些怀着不可告人目的的不法商人搅在一起，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泥坑。

廖邦清：当地群众公认我是一名好领导。

蒲树培：有那么多人都在收钱，我收受钱财可能不会被发现，也没有人来追究，如果不收就会吃亏。

刘欣年：你送我一点点，我就收你一点点，我再往上送一点点。

朱胜文：（1）大家一辈子不要做贪官。（2）帮人办点事，人家拿东西感谢一下，我想算不得什么受贿，因为现在的社会就是这么回事。（3）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从学校出来做官。官场没有游戏规则，若能退回２０年前，我宁愿还是在学校里教书。至少，做学问还是有规律可循的。（4）（我）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不断会有熟悉的官员落马？我感觉制度上的漏洞还是太多。

陈同庆：给我送钱的，都是我的熟人、朋友，都是出于对我和家人的关心。

赵甫安：搞大量钱，是为了我能做大官；做了大官便可以继续搞到钱；因为上级领导做官也需要钱，所以我要经常给领导送钱，领导升官了，我也能随之高升。

李润身：（1）你要明白一个掰烧饼的道理，一个烧饼如果你一个人独吞了，下次没人帮你了，你连窝窝头也得不到。如果你我一人吃一点，下次会给你一个更大的烧饼。（2）你知道烧饼怎么掰，怎么吃？谁分大块，谁分小块？弄不好吃烧饼的问题，当不好经理，不是好经理。

褚时健：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

马红妹：我是公仆，是公家的人，吃的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

李水明：1）我爱人一直反对我收人家的钱财，一次看到我收下别人的“红包”，哭着叫我退掉，我当时确实追下楼退给了人家，可事后却换了个地方再次收下。（2）我有时看报刊杂志上的反腐案例，看的也不是警示和教训，而是别人贪敛钱财的手段。

李国富：如果有健康的、光明的八小时之外，我就不致成为人民的罪人。

张二江：（1）不让我回去，天门（市）160万人民怎么办？（2）皇帝还有三宫六院，我有两三个相好算什么？（3）都是女人惹的祸。